法律方法的实践功能除了表现在以上法治整体层面上之外，还有很多微观表现。

各国首脑们还重申: 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消除贫穷，促进增强穷人和弱势人群的权能，包括排除障碍、创造机会、增强生产能力、发展可持续农业等，力争让所有人都有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的工作，同时以有效的社会政策作为补充，包括实施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以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此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重申了发展权的内涵和重大意义，进一步巩固了各国关于发展权的共识。

这一权利对百万富翁和无家可归者都是适用的。据此，在发展和保障人权的意义上，全面理解发展权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对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将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强调要 政社分开，坚持权力下放，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的援助力度。这两点并不妨碍政府应对各类人权都予以重视。第二，享有平等权和平等发展机会的权利是自有人类以来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追求。

这也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来说明: 当一个人还处于忍饥挨饿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张选票，而是一袋面粉。有些学者常以这段话来批评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一观点，这是误解。走程序虽然需要时间，有时候也很麻烦，有时候还会遇到来自上级、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可以较好地避免发生严重的决策错误，避免乱指挥、瞎折腾，避免发生错案、冤案。

( 《管子·七臣七子》)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说: 夫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第二，它以对话、沟通、协商等方式，保证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界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平等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消解或缩小分歧，促进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和彼此尊重; 妥善协调利益关系，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中仍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目前， 三农、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和这些群体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利益的 代言人，进而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话语权有关。邓小平同志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深刻地分析了斯大林、毛泽东晚年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失误和错误，揭示了对个人迷信导致人亡政息、难以为继的规律，深刻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文本就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三是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平等。

社会自治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无限多样。第三，要引导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相得益彰的。[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儿子如被父亲出卖三次，亦可成为自由民。

[8] 然而，有关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宪法宣言、国际公约和法律规定的实现情况尚不够理想，我国各地频频发生侵害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通信秘密、合法财产以至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的事件。行动自由是自由的外在状态，是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目标选择而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能力。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 年。

规则是一个统合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法律规则、政策规则、显规则、潜规则、硬规则、软规则等。程序促进公民行为理性化，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确保政治参与的民主化、法治化。

换句话说，就是要设计出科学的程序、理性的程序、民主的程序、公正的程序。对话不仅仅是建构信息，而且培养情感和态度。

理解的目标是导向知识共享、相互信任、相互依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共和精神。公共治理的优势包括: 第一，它更加充分地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机理融入到国家治理当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公众参与，扩大公民及其组织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在这里，意义不是一个存在于单一个体身上的客观实在，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社会性交往产物。同时，社会又是由互不相同的个体所组成的，他们在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外还具有某种特殊性，而且与整体相对独立，并拥有一定的自由倾向。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 ‘全盘西化，不能搞 ‘全面移植，不能照抄照搬[34]。

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弱势群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会公平。

它们是现代法治的普遍标准，是超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之个别性差异的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尽管人们对这些观念、规律、价值的具体解读存在差异，尽管这些观念、规律、价值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具体实现的形式、途径和程度有差异。从此，我们的国号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是我们国家的表征，共和精神成为我们的国魂。

[9]基于程序之治的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试图把一切法律现象都还原为程序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 《决定》都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我国先后加入了 20 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充实了我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体系。这表明，党和人民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在当前各类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同时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了解和认知尚不充分的背景与条件下，理性地处理涉法问题，不仅关系到执法的实际效果，也关系到法治的权威。如果他的行为超出这个范围，他的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法定性质，他的行为可能构成违法，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对其他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规则必须明确、肯定、清晰、适度、公开、非溯及既往、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等等。我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把密尔的名著 《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

3) 人权同时具有法律性质和道德性质，人权既是法律权利，也是道德权利，因而人权不仅包括法定权利，也包括应有权利。依法治国的 国首先是国家机器意义上的 国，其次才是国度意义上的 国。

马克思、列宁的这些人权思想和主张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扬，并付诸无产阶级人权斗争的实践。要建立民主、科学、公正、高效的执法程序，保证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执法权力; 要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申诉、行政赔偿制度，使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定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和物权理念，从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启蒙思想到数百年来的治国理政理论，演绎出以自然正义和自然权利原则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等为其主要形态的法治理论体系。在当今世界，德国民众和日本民众是最具规则习惯的民众。晚清以来，无数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共和理想、建设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复辟而抛头颅、洒热血。独裁是不需要程序的，更不容忍程序的束缚。

理性平和就是要求以平等谦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要以公心、诚心和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对抗因素; 要改进执法方式方法，不要动不动就对群众使用暴力、警力、国家强制力，即使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重大工程建设等容易出现暴力抗法的场合，也要禁止滥用暴力强迫民众就范，避免 以暴制暴而引发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31]西方法学家，从古代到当代，几乎都把理性作为法律精神。

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法治文化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程序化决策要比人治化决策更富有效率，更能够保证可持续的发展。

不顾社会所固有的规则，个人就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也就等于丧失了自由。其实，正是由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严密程序，才从根本上保证了效率的实现。